湖北省教育考試院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對于這個變化，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是承認的，有的還把這個時期我國的發展道路，稱之為“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我們并不認為我國的發展道路可以成為別國照搬的模式，但總結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尤其是研究其中基本經驗的核心問題，確實有助于人們準確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涵，從而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真實可靠的借鑒;同時，也有助于我們沿著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繼續前進。從我國改革開放的客觀事實出發不難看到，這個基本經驗的核心不是別的，就是：把堅持改革開放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這四項基本原則結合起來。

    改革開放是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序幕，并在三中全會路線(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指引下進行的。它的核心內容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簡稱“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因此，我國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是與四項基本原則結合在一起的改革開放。

    從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看，把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相結合，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首先，在經濟上，一方面對原有所有制結構、分配方式和經濟運行體制進行一系列改革，落實國有企業和農民對企業和土地的經營自主權，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允許各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堅持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堅持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不允許搞私有化，更不允許出現私人壟斷資本、買辦集團、金融和產業寡頭，加強國家對市場活動的宏觀調控，不放棄計劃手段。正因為如此，我國的改革開放才可能做到既充分調動各種積極因素，發揮人民的聰明才智，提高工作效率，增強經濟活力，又沒有出現兩極分化、階級壓迫和經濟、金融失控的局面;既使我國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大踏步趕上了時代前進的潮流，又沒有成為發達國家的經濟附庸，更沒有走上歷史上某些后起的帝國主義國家靠發動戰爭掠奪別國資源和市場的老路，從而為連續30年的快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經濟環境和國際環境。

    其次，在政治上，一方面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進行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改進黨的領導，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確保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對權力制約與監督、尊重和保障人權等原則;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不斷豐富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形式;另一方面，堅持共產黨在國家事務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領導作用，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牢牢掌握社會主義政權的國家職能 ，不搞西方的多黨制和議會民主、三權鼎立。正因為如此，我國的改革開放才可能既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完善民主制度，擴大人民民主權利，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又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保留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沒有像一些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那樣，出現政局動蕩、社會混亂、內戰連綿的局面，從而為連續30年的快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

    再次，在意識形態上，一方面克服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否定“兩個凡是”的方針，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認真糾正新中國成立后所犯的歷史錯誤;另一方面，把毛澤東晚年錯誤與毛澤東思想相區別，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動搖，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加以發展，充分肯定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從總體上正面評價建國后的歷史。正因為如此，中國的改革開放才可能既克服“左”的指導思想，煥發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創造力、感召力，又維護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既糾正了毛澤東晚年錯誤，又沒有重蹈一些前社會主義國家由于否定革命領袖和社會主義歷史而導致的信仰危機、政權崩潰的覆轍，從而為連續30年的快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和輿論環境。

    我們黨在對改革開放進行的歷次經驗總結中，始終把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相結合這條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放在所有經驗的核心位置，稱它為改革開放“最可寶貴的經驗”，“最可靠的保證”。2007年，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上總結我國改革開放近30年的實踐，提出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等“十個結合”，并且指出：這些是我們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寶貴經驗。會后不久，他又對這“十個結合”作了進一步闡述，強調其中“前三條是管總的”，是“我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關鍵和根本”。(《人民日報》2007年12月18日)

    目前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除二十幾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8億人一直在實行市場經濟和主導著國際經濟之外，余下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50多億人口，要么早就在實行市場經濟和與國際經濟接軌，要么也是在向市場經濟和與國際經濟接軌的方向過渡。為什么在這么多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及地區中，中國發展速度最快、持續時間最長呢?如果再考慮到中國人口負擔重、經濟基礎弱、氣候條件差、人均耕地和各種資源相對貧乏、區域發展極不平衡等不利因素，就更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

    只要回顧一下歷史就會知道，中國近代以來雖曾喪失過很多發展機遇，但也有兩次機遇被我們抓住了，實現了自身跨躍式的大發展。一次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一次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如果說第一次的主要原因是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話，第二次則主要是由于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取得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的基礎上實行改革開放的結果。可見，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最大區別，并不在于是否改革開放，而在于改革開放是否脫離本國國情。我國的改革開放正是由于沒有盲目照搬西方經濟、政治制度，而是立足本國國情，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不斷進行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妥善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有選擇地學習和利用世界上一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才可能獲得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所沒有的成功。而這正是我國的發展道路超越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模式的關鍵所在。

    對于我國在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取得改革成功、從而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這個“奧妙”，許多發展中國家漸漸看明白了，西方敵對勢力自然也很清楚。正因為如此，他們為了遏制我國的進一步發展，也為了消除我國的發展道路在發展中國家中產生的影響，與我國國內各種敵對勢力沆瀣一氣，把攻擊的矛頭都對準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相結合。他們在經濟上竭力兜售西方的新自由主義，集中攻擊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政治上竭力販賣西方式的多黨民主政治制度，集中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在意識形態上竭力鼓吹歷史虛無主義，集中攻擊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丑化、妖魔化毛澤東、鄧小平等領袖人物。他們有時甚至顯得比我們更加關心改革開放，一有風吹草動就造謠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要變了。對此，鄧小平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7頁)他還告誡人們：“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是兩個方面，說不變不是一個方面不變，而是兩個方面不變。人們忽略的一個方面，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共產黨領導。人們只是說中國的開放政策是不是變了，但從來不提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變了，這也是不變的嘛!”(同上，第217頁)

    不久前，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撰文說：“歐洲(實際上整個西方世界)實際上是期望中國的發展會實現西方價值。但現實是，中國的發展不僅沒有使得西方價值在中國開花結果;相反，中國的發展經驗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而對西方的價值構成了挑戰。”“在很大程度上，歐洲人對于一個政治中國的擔憂和恐懼甚于一個經濟中國。并且，這種擔憂和恐懼還相當普遍。現實地說，這種擔憂甚至恐懼很難在短時間內消除，也很可能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和外在影響力的提高而強化。”(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年5月13日)他的話從一個側面說明，西方敵對勢力最害怕的，恰恰是我們最成功的地方。

    蘇共下臺、蘇聯解體從反面告訴我們，改革開放如果放棄四項基本原則，必然會導致失敗。當年戈爾巴喬夫搞的改革，正是由于“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結果使得已經相當嚴重的經濟、政治、社會、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釀成了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230頁)他們在經濟改革方面錯用了新自由主義藥方，搞“500天計劃”、“休克療法”，推進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和私有化，造成生產下降、物價飛漲、少數人暴富、多數人貧困的局面;在政治改革方面錯用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藥方，搞議會民主、三權分立、多黨制那一套，逐漸使蘇共失去了對國家的領導地位;在意識形態方面錯用了多元化、公開性的藥方，發動全民對蘇共和蘇聯歷史進行清算，由大反斯大林發展到反列寧，反十月革命，反馬克思主義，從而使蘇共威信掃地，使人民對革命領袖的崇敬和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徹底動搖。試想，在這種形勢下，蘇共怎么可能不下臺，蘇聯又怎么可能不解體呢?

    近些年來，俄羅斯執政者和不少有識之士開始反思，并逐漸在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對蘇聯歷史的評價等方面，調整蘇聯解體初期的政策。不久前，蘇聯最后一位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到當代中國研究所作關于蘇聯解體原因的報告，說蘇聯是靠蘇聯共產黨凝聚的，沒有了蘇聯共產黨，蘇聯是不可能存在的。為了使改革有穩固和強有力的國家權力作保證，千萬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而為了使這個黨具有凝聚力，千萬不要搞私有化。就連戈爾巴喬夫也曾對《光明日報》的記者說：“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我對中國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不會有好結果!千萬不要讓局勢混亂，穩定是第一位的。在這些方面，中國領導人的表現是出色的。”(摘自2006年9月3日人民網)他們的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今俄羅斯思想界對上世紀80年代那場改革的新認識，說明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要獲得成功，就決不能讓改革開放離開四項基本原則。

    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已使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3位，但按人均計算，尚處在世界第100位左右。因此，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最終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仍然是我國當前乃至今后相當長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要完成這個任務，仍然要堅持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相結合。不改革不開放，生產力發展不了，社會也不可能穩定;改革開放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生產力不僅要遭受破壞，社會還會分崩離析。這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實踐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也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給予我們的深刻啟示。

(作者朱佳木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研究員)